發表時間：2019-02-25 11:46:13
一、改革開放30年來的中國制造業發展
中國的制造業之所以最初被認為是靠自由經濟推動起來的，很大的原因來自于我們所說的傳統制造業，除了固有的國有體制內外，許多中小制造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其前身多來自農村的鄉鎮企業和村辦企業。20世紀80年代，村村點火、處處點燈的制造業萌動，曾經造就了中國農村產業結構的第一次變革。而當時的副總理萬里曾有一句經典的名言：“無工不富，無農不穩，無商不火”，也極大地推動了農村的五小工業，包括小加工、小制造，而且在當時國有企業沒有實質開放之前，鄉鎮企業被鄧小平稱為中國農村的第二次騰飛，這次騰飛完全依賴的是市場自由競爭的力量，沒有國家支持，也沒有國家干預，農村的小企業基本依賴于本地資源。區位條件好的企業，主要依賴大城市的輻射。但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后期，當中國的國有企業開始進行制度改革后，農村傳統的小企業“船小好掉頭”、機制靈活、見縫插針的優勢逐步喪失，曾經靠以國有企業搶市場、爭原料的發展手段基本被切斷。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農村的鄉鎮企業開始實施第一次轉型，逐步形成了多種發展模式，也就是當前的中國中小企業發展模式的雛形，這種雛形可以歸結為：蘇南集體經濟工業發展模式，珠三角依賴于港澳轉口貿易的發展形式，北京郊區依賴于城市工業外遷形成的特有優勢，重要工業基地的產業鏈延伸形成的配套加工型工業基地。所有這一切，在當時仍保留著自由競爭和優勝劣汰的發展模式，國家基本沒有予以更多的干預，傳統的村村點火、處處點燈的發展手段，也逐步向規模化演進。至21世紀初在中國，特別是沿海地區，形成了數以萬計的中小型制造業企業，并有一批脫穎而出的優秀民營企業，成為地方工業的骨干和龍頭。
在分稅制改革后，地方的利益沖動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各地均把制造業作為增加稅收的最主要來源。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地方政府在得不到新的財政來源的背景下，開始逐步將無形的手伸入到制造業中。中國的機械、食品、化工、服裝、紡織、民用設備等，縣域經濟中的龍頭工業均被地方政府既予以保護，又予以強制性的干預，使原本自由競爭的制造業，變成干預主義“緊逼盯人，’似的管人制度，失去了自我發展的能力。這客觀上又使大城市以外的制造業呈現出二元結構：其一是企業的發展要靠市場的自由競爭來實現；其二是企業如何發展，要看當地政府的眼色和當地政府的規劃，這最終使中國的制造業從已有的競爭優勢陷入到干預主義的被動發展之中。
特別是近幾年，中國的出口環境越來越復雜，不確定性因素日益增加。人民幣匯率的提高和國外接連不斷的貿易制裁，使得中國出口型制造業陷入高速發展之后的第一次全面危機，盡管中國的制造業今天仍保持全球第一的重要位置，但是其發展的活力和動力已經很難靠一般的國家政策修復了。
二、制造業的轉型升級至關重要
在未來的國家競爭中，中國最大的優勢不是來自軍力、高科技，而是在于新型制造業。 2008年以來的全球金融危機，不僅中國的金融受到影響，最嚴重的是中國制造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擊。歐美為了保護本土的中小企業，可以無所顧忌地撕毀合同定單，到岸的貨物也被強制裝船退回，大國的貿易保護在西方所謂經濟自由主義的外衣下，赤裸裸地顯現出其國家干預主義的真相。為此，一些落后國家紛紛想借機搶奪中國在歐美的市場份額（但因為規模和質量未能得逞）。同時，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使2009年中國沿海幾萬家出口型企業停產，上千萬的民工失業返鄉。
美國和歐洲的經驗其實已經告訴我們，制造業并不代表落后，制造業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最堅實的基礎。長期以來，美國的制造業占據全球第一的位置（數據顯示，中國在2011年1月已超過美國0.4個百分點）。自世界第二次大戰以來，美國在高端裝備機械、新型材料、大型動力設備、高度精細制造等產業領域，不僅長期占據全球50%以上的市場，而且在1980-1990年的結構轉型中，仍確保現代制造業的規模和技術等級在全球第一的位置。美國如果沒有世界最發達的制造業，很難抵御住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2011年的債務危機。2011年歐洲之所以陷在主權債務之中不能自拔，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歐洲的制造業正在被美國壓制住。而希臘、西班牙的制造業更是因產品結構單一、規模過小、國際競爭力薄弱，沒有能力來填補金融市場的泡沫對實體經濟的依賴。中國在2008年以后，之所以仍能保持較高的經濟增加速度，除了政府不惜代價地加大投資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是中國的制造業一一中國的制造業不僅市場占有率高，規模大，而且相對于非發達國家來說，產品的質量和價格性能比均具備很強的優勢。
因此，中國的制造業必須升級，必須在所有新興國家和后來者中占據不可替代的位置。2011年春節前，溫州一家制造抗壓抗熱橡膠制品和汽車過濾系統的企業，因歐元貶值，公司出口虧損。面對歐州公司的不肯提高收購價格，公司迫于無奈，決定停止供貨。由于該公司的產品，按同等價格、同等質量，在其他國家根本沒有可替代者，于是，這家公司對歐洲公司進行了一次倒逼操作：只要歐洲公司不提價，公司就停止供貨，最終迫使歐洲漲價。這個案例說明：只要你的產品好，今天就可以對發達國家實施價格倒逼，因為外資重選采購的成本會更高更難。
但是，中國制造業的升級面臨一個很大的體制問題。未來中國的制造業要想擺脫停滯不前的狀態，就必須消除對資源和市場的強權控制。在制造業的發展中，國家干預是必須的，即通過制定產業、技術、對外合資合作、外資并購等方面的門檻，保證制造業的整體技術水平和現代化水平在5～10年間實現飛躍式的增長。同時，市場競爭、自由競爭也是推進制造業優存劣汰的必要保障。國家應當為制造業的發展提供充分競爭的環境，不要輕易干預和救助自我經營不善、技術發展滯后的落后企業。
與此同時，可以說，制造業是最適合自由競爭的行業，這主要在于制造業產業本身的特質。由于我國目前的制造業仍處在傳統制造業的范圍之內，它既不涉及國家的產業安全，也沒有形成典型的區域競爭優勢。中國制造業的發展僅僅為了維持工業各個環節對生產資料的需要和工業生產品的消費，以及為滿足中國制造市場而進行的出口。因此，這類行業如果沒有充分的市場競爭，沒有自由經濟帶動下的公平發展，是不可能產生或主動地產生新型制造產品和新型的制造業運營方式的。這一點不僅在國外得到了充分的論證，而且在我國的浙江地區和珠三角更得到了客觀驗證。從走私到作假，到踏踏實實地做實業，到形成一批億萬以上資產的制造企業，完全靠的是優勝劣汰和充分的市場競爭。如果沒有價格大戰，沒有資源的爭奪，沒有對市場的嚴格細八’沒有靠競爭壓縮成本的驅動力，溫州是完全不可能成為如今中國市場經濟最活躍的區域的。珠三角的制造業發展更是如此。如果僅僅因為毗鄰港澳，珠三角的企業是不會取得在發展中不斷轉型的特征的。由于競爭和生存的需要，珠三角在近10年之內完全依靠成本推動和技術推動，大規模地淘汰了落后產能，形成了像虎門鎮、小攬鎮這樣初步進入現代制造業的工業聚集區。相反，在我國中西部地區，大多數制造業，包括一批國有制造業，由于仍沿襲著按政府的要求做配套生產，按政府的規劃制定產品結構，因此幾乎看不到主動發展的動力，制造業應有的競爭優勢在政府的干預中變成了地方發展的劣勢。
三、機械工業與食品加工工業或可成為重要突破口
未來10年，中國可以最大可能地發展服務經濟，擴大服務貿易的比重，可以全面將中國的金融體系與國際融合、滲透，并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程度，但是，所有的努力都要建立在制造業、加工工業的強大上。不管是當前還是未來，再發達的金融業和服務貿易，都是以強大的制造業為基礎的。中國要推進金融服務業和其他服務貿易的快速擴張，就必須舉國力來推進制造業和加工工業的技術進步。
從中國目前的情況特別是中小企業轉型情況看，3～5年內，中國制造業和加工工業最具突破力的是機械工業和食品加工工業。這兩個產業，一是企業龐大，數量和分布密集，產業等級落后，生產能力與技術供給脫節；二是可選擇的投融資渠道沒有打開。這兩個產業的突破，可以帶動中國制造業的整體跟進，并對企業技術改造、投入、升級有非常好的示范作用。更重要的是，這兩個產業的提高，足以使中國工業出口的主動權顯著提高。
我國的機械制造業之所以龐大而質量不高，除了重大項目被國企壟斷外，最重要的是產業布局散亂，產業分工無序。各地惡性競爭，品種高度重復，產業鏈上下斷裂，價值鏈多被產業鏈的脫節所破壞。徹底放棄對國有企業的特殊待遇，鼓勵民營企業主動創新和引進技術，是消除機械工業簡單地“以數量換市場”的關鍵。
再看食品工業，機遇與挑戰并存。作為一個農產品大國，資源優勢、農產品深加工、高附加值生產方式、龐大的市場需求等因素為現代食品深加工工業提供了絕佳的機會。與此同時，食品工業的發展也存在市場混亂、質量良莠不齊的局面，阻礙了其發展。但從我國食品工業的現狀看，不論東北還是中部地區，以本地農產品為基礎的食品工業均具有長遠的發展。這是因為，中國食品安全的管制時代已經真正啟動，投資食品安全技術產業和新型食品加工工業，會獲得遠超過其他制造業的利潤。
對中國人而言，“吃”是一個無窮大的事情，這不僅僅是“民以食為天”，更重要的是，在中國大多數人把吃作為一種文化，一種行為，一種品德和一種身份。而被無窮放大的市場，在供給不充分的情況下，質量就開始被忽視了。而當制造食品的供給者數量不斷增加，人們對吃的行為、文化、衛生、質量、品德和享用性的要求就會逐步提高，而一旦進入一個臨界點，食品深加工的發展就會出現跳躍式的發展。
在中國食品加工業正在由有效供給不足，向有效供給與需求逐步平衡的情況下，在產業層面，加大食品深加工已成行業發展的必然特質。
以農產品為原料的食品工業，在全世界也沒有一個純粹的自由市場模式。首先，優質的食品工業取決于優質的農產品，發達國家對農產品價格的干預主要是價格契約、出口補貼和農田私有化，國家補貼的重點在生產領域而非流通領域。美國是政府與農協通過年度契約確定價格控制，豐產后價格下跌，政府仍按契約價給予差價補貼，欠產或價格快速上升，農協也不能超過契約價出售。同時，美國對出口的補貼—直是美歐農產品價格矛盾的關鍵。
中國以前對農產品的補貼主要在流通環節，20世紀北京糧食副食品補貼曾相當于財政支出的60%，后改革為對生產的投資與臨時性價格補貼。對生產的投資具有很強的行政干預性，其中，對農業水利、設施蔬菜、豬場、土地改造、現代生產基地的投資有一部分被當地政府挪用。因此，在忍受高菜價之前，消費者們交的稅已經有一部分進了地方政府和農民的口袋。這就是機制問題。因此，制定農產品價格長效定價機制，不能簡單以計劃和自由市場來評價，而是要尋求一套完整的價格契約制度。但在國家行政干預具有強烈的市場破壞性背景下，契約的制定還有許多問題和利益需要突破，其核心目標是要讓利益體現在農民和消費者身上。
在備省市“十二五”規劃中，均把養豬作為食品工業的重心，提出建立百萬頭級養豬場、屠宰廠、肉食品加工廠，豬肉價格上漲，總體看不是成本推動的，核心問題還是在流通環節。目前，對豬飼料的管制、肉品添加劑管控尚未到位，食用豬生產標準和肉質標準均未出臺。因此，在豬肉成本未真正上升之前（飼料價格的上漲已融在生產成本中消化），肉價尚屬于連帶性上漲，即受菜價上漲影響后形成的“追漲”，流通領域加快了_上漲速度。下一步，不是缺肉的問題，國家也不宜盲目追加養豬補貼，而是要盡快制定具有長效性的農副產品價格協調機制。當前，財政干預的重點是最高限價，以及提高對低保人員的副食品補貼。
另一個關鍵問題是如何引入技術，而不是所謂的大食品廠就是宰豬殺雞廠，技術的進入要解決農業資源地區農產品資源從食物形態向資本形態的轉化。這個過程可能也是投資人和農產品資源擁有地區思路趨同的過程。
